转载自2015年3月21日南方周末
高校要有一个学术自由的环境、要有一个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的环境。这是办学的需要，这是学术发展的规律。
“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国是用的时间最长，开设课程最多，投入精力、人力、物力最多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效果并不是非常理想！”
恐怕没有多少人比任彦申更有资格来这样评价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他参加工作38年，其中30年从事和教育有关的工作，25年是在大学工作。他担任过6年的北京大学党委书记，6年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和分管组织、宣传、教育的省委副书记。
这位70岁的老人以开明、有个性而著称，他不喜欢人云亦云，甚至有人会用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里的“任我行”来私下里称呼他。
从2007年起，他曾先后出版了《从清华园到未名湖》、《后知后觉》和《如何是好》三本书，2015年年初，出版社将三本书集结成一册，以《从政心得》之名，重新出版。尽管没有添加新内容，但是曾经书中引人关注的那些“尖锐”而“大胆”的言论，依旧能映照当下的某些现实，这让这位“省部级畅销书作家”再次走到聚光灯前。
“应当容忍‘离经叛道’”
2006年，卸任省委副书记的任彦申转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于是萌生出写书的念头。
2007年6月，任彦申的第一本书《从清华园到未名湖》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果然不是一本“不疼不痒”的书。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任彦申回顾在北京大学的往事和思考。1991年1月，任彦申出任北京大学副书记，同时兼任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1994年，他接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任彦申说那是“一个新时期”，他自己亦是“临危受命”。多年以后回顾往事，他感慨“有成有败，有顺有逆，有慰藉也有遗憾”。在他的书中，那是一段“五光十色”的经历，其中有整整一章，吓得出版社一开始不敢出。
最终这本书还是“没有任何删节”地出版了。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从清华园到未名湖》成了畅销书，迄今已经出到了第19版，任彦申也成为众人眼中的“省部级畅销书作家”。
在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爱华看来，任彦申在北京大学的10年是“平稳”的10年。但那其实也是暗流涌动的10年——从台湾回到大陆的林毅夫成了北大教授，厉以宁、萧灼基等人正面临着“离经叛道”的指责，各种引发争议的思潮正在北大校园里激荡，北京大学迎来百年校庆……潘爱华说，“他处理的都是复杂问题。”
南方周末：这段时间，关于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讨论十分热烈。你怎么看待这些讨论？
任彦申：第一，高校要有一个学术自由的环境、要有一个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的环境。这是办学的需要，这是学术发展的规律。第二，学校毕竟是意识形态里最敏感的地方，是引领社会思想文化潮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它应当对社会发出一个正面的声音。再一个，在大学时期，引领学生们有一个稳定的价值观，有一个很好的信念，这对国家未来发展是很重要的。
南方周末：其实从去年11月份开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就引发了热议。作为曾经的老书记，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任彦申：我做了这么多年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我觉得很大的缺失在于对价值观的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国是用的时间最长，开设课程最多，投入精力、人力、物力最多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效果并不是非常理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忽视了对学生进行做人的教育、忽视了对现代文明社会、文明交往方式的教育。
南方周末：你当年在北大，也有类似的问题吗？
任彦申：我在北大的时候是思潮起伏，各领风潮三五年。根本的原因，一个是当年的中国人对中国走什么道路、按什么理论去做、坚守什么制度还有争议、没有自信，在开放以后眼花缭乱，一会儿是东欧热、一会儿日本热、一会儿美国热，自己还没有定神，自然就思潮起伏。
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教师待遇很低，脑体严重倒挂，学生学习生活条件很差，经常不满。我记得有一年北大从学校里选了100人留校任教，当年流出去的是57个，流失率57%，人都跑了，都出国了。那是1990年代初期，当时就是这么个状况。
所以，一个是思想原因，一个是物质的原因，这是造成当年思潮起伏的很重要的原因。到了1990年代以后，特别是邓小平南巡以后，高校基本上就平静了，根本问题就是大家在重大问题上开始出现共识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对稳定高校的局势，对当时争论不休的问题，起了一锤定音、振聋发聩的作用，包括“姓资姓社”的争论这样的问题都平息下来了。所以我在书里头专门写了应对思潮的问题，当时出版社不敢出，说这些东西怎么写？
南方周末：略显敏感吧？
任彦申：我说我应该把它写出来，这对后人怎么应对或许会有帮助。写出来后，好多领导看了说，你写得很对，我觉得很好。
当时我就说，应该允许不同思想存在，应该允许创造一个自由探讨的学术环境，我觉得必须这么做。而对当时一些创新的思维，当时被看作离经叛道的想法，学校应该容忍它的存在。
比如说厉以宁，北大经济学院的那批学者，最初他们提出来经济改革应该市场导向，应该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而且主张把一部分国有企业卖掉，“靓女先嫁”，还有“为钱正名”“为人民币正名”。这些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自由化的理论，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你主张把国有企业卖掉，你居然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像厉以宁和萧灼基这些同志，与吴敬琏一起，被称为厉股份、萧股票和吴市场，当时都被认为是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他们当时受到打压，说他们这个思想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有自由化倾向。
南方周末：你当主要领导，肯定你也要承担这种压力和风险吧？
任彦申：我们校方是支持他们这么做的，我在书里都写了，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在争辩不清楚、弄不清楚的时候，应该就低不就高，对吧？不急急忙忙地判断、匆匆忙忙地发落，更不要简单采取组织手段和行政手段加以处理。今天这些人的学术思想和经济主张已经被党和国家政府采纳。如果当时我们采取过去的办法，对进行学术探讨的这些人，比如说像厉以宁、萧灼基、张维迎、林毅夫，我们当时如果把这些人都扼杀掉，那不光是理论界一大损失，而且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都失去了很重要的理论支撑。
“不能把学校办成政府机关”
南方周末：当时的环境里，你作为主管领导，有没有面临压力？
任彦申：当然有了。我在书里讲过，北大可能有上百个社团，一年有上千个讲座。北大的一个传统就是，可以不听课，但不能不听讲座，这是最活跃的一个思想文化阵地。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多元思想的比较中，学会选择、学会筛选。
南方周末：1991年你到北大任职，当时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任彦申：当时中央决定调整北大领导班子，先后派了四个人到北大去，担任学校的领导工作。结果其他人陆陆续续都走了，就把我留那儿了，一留十年。
当时北大第一是待遇太低，必须想办法改善北大的办学条件，改善教师和学生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如果不能解决待遇问题，不能很好地给知识分子有一个有用武之地、无后顾之忧的条件，那北大就没法办。
第二个，就是正确地处理和应对各种思潮。我在书中说，在面对这种思潮的时候，怎么处理学校、政府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在学校，你是老师，你必须保护学生和爱护学生、关心学生；但我们是国立大学、公立大学，是政府下属的一个单位，必须接受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如果一头满意、一头不满意，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南方周末：所以还是要讲策略。
任彦申：学校领导经常说出了事以后第一把手要亲临现场。但我在书里说，不能这样，就像下象棋时候，“老头子”不能随便出马。
南方周末：要留一手，对吗？
任彦申：最后一张牌就是学校党委书记，你如果出去打不赢，这牌就得完蛋了。真正对学生有影响力的是他的班主任、辅导员、团干部，他们互相认识。中国人认识和不认识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另外，学生毕竟是年轻人，处在热血沸腾、心潮澎湃的时候，处理的时候要“亲娘打孩子”，吆喝得重一点，下手轻一点，不是处理得越重越好，能保护的要尽量保护，能挽救的要尽量挽救。无论如何不能把他们推到对立面去。
南方周末：近年高校一直比较稳定，你觉得该怎样理解这种变化？
任彦申：一种就是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得到了缓解，而且今天知识分子真是受到了尊重，真是在社会上是有地位的一些人。你说在北大、清华，你进去当个教师这多不容易，你一进去以后就知道这个从名望、从待遇，都非常受人尊重。像我那个时候，一个博士愿意留下来我求之不得；今天美国的博士、著名大学的博士，你不竞争上岗绝对上不来。
再一个，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都觉得是受益者，中国走这条道路应该说是正确的，人们对中国的模式、对中国的道路逐渐有了自信。原来的北大学生、清华学生几乎都出国，今天他要回来也不容易。像北大的光华学院，多少人争一个位置？国外著名大学的人都来争，还争不上。
我那个时候，整个学校几万人，一年的行政拨款是八千万，你可以想象学校怎么办下来？一年的预算加上科研经费、各种办学收入，两个多亿就到头了。现在是多少？八十个亿。
“在骂声中成长”
2010年5月，任彦申的第二本书《后知后觉》出版，凑巧的是，此时是他到江苏工作满10年。在这10年间，他担任了6年的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和分管宣传、组织、文教等领域的省委副书记。他将江苏十年任职的体会以及对社会、官场和人生的感悟，都写在书里。
江苏凤凰出版集团综合办主任王振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书名来自张惠妹的《后知后觉》。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是“你给我安慰，我不致颓废；你宽容慈悲，我能振翅高飞，你却功成身退；我不及言谢，你不告而别，我才后知后觉”。
任彦申到江苏的第一个年头，就遇到了棘手的“盛岛酒店事件”。当时，盛岛酒店是南京一个街道办事处在一个废旧工厂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小酒店，改建中移动了酒店门口一块在南京大屠杀时期几位遇难僧人的纪念碑，被当地的《现代快报》报道后，该酒店被误以为是日资企业，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六十三周年忌日当天遭到部分市民打砸，惊动了中央。当时任彦申被派去处理此事，找到《现代快报》主管单位新华社某些领导沟通。他并没有批评媒体“别有用心”，而是当场说了20个字，针对媒体报道新闻时应该把握的5点原则：弄清真假，明辨是非，权衡利害，把握深浅，适时进退。这番措辞被认为到位而又得体，没有进一步激化对立情绪，反而有助于平息事端。
南方周末：随着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现在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传播方式、传播内容，网络大V、草根作家的地位也在发生变化。站在一个老宣传部长的角度，你怎么看这样的变化？
任彦申：我觉得不是说我们的东西不好，我书里专门讲过一段，叫“语言腐败问题”，不要老讲空话、套话。在思想文化市场永远是买方市场，而不是卖方市场，就是以大家喜闻乐见为原则、大家听得进去为原则。我觉得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方式。我经常引用孔夫子的话“忠告善道之”，就是有话好好说、有理慢慢讲、不要牢骚太盛、不要火上浇油、不要把你的真知灼见淹没在这种火气十足的语言中。不要加剧社会的这种浮躁情绪、偏激情绪。
南方周末：你书里说要在骂声中成长，这对于一个地方主要领导来说是必须要拥有的心理素质，也是执政的基本要求。但是在面临具体的改革，包括面临具体的利益博弈的时候，又要能在骂声中前进，这个好像是很难做到。
任彦申：这是我在北大锻炼出来的。那时候我在学校里任何一次讲话，做再多努力，大家总要评头论足一番，说“老任讲的有三点还可以，有两点有问题”。你想，做学问的人，人家如果不能够看出点问题来那就叫没本事。到地方上就不一样，大家都说领导讲得很好，要认真贯彻执行，这个感觉不一样。另外我觉得你不要认为，就是说做了好事大家就没意见，越是做好事、办实事、谋利益，可能引起的议论越多。
南方周末：这个怎么来理解？
任彦申：当大家没有希望的时候心态是平静的。当你打破现在的利益格局，要去谋利益的时候，有人得多了、有人得少了、有人早得了、有人后得了，就引起了各种不平衡，不平衡就会不满意。黎明前的黑暗是最痛苦的，因为有希望得到而得不到的时候他意见是最激烈的，所以他就会提意见。而且你越是当家人，大家对你意见越多，因为只有跟你提意见才能办成事，所以人家就会骂你。就会说你这个怎么怎么样，提了很多意见。你不能说我做了好事了还挨骂，我就不做了，那不行，你要做更多的好事，就是这样，要有一个心态，就是在骂声中成长，在争论中敢于决断，在骂声中继续前进。这样的话，这是干部应有的一个心态。
南方周末：最近相继落马的季建业和杨卫泽，在现有的报道里面也有很多的评论，对他们的看法就是说他们能力很强，但过于有野心，导致心态过急，让很多事欲速则不达，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任彦申：这两个人，我开始都认为是江苏干部中比较能干的，是想干事、会干事、也能干成事的一类人。问题就出在“贪”上，身处要位、掌握实权，人们围着你轮番轰炸，看你喜欢什么就投其所好，你是防不胜防，你不注意就落下去了。一个官员出事拉进去一堆企业家，一个企业家出事又拉进去一个官员，这就是当今腐败的一个重大特点。
“钝感力”
《从清华园到未名湖》和《先知先觉》出版后，任彦申声名传播之远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江苏作家、曾任任彦申秘书的丁捷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说，越南共产党中央甚至通过“层层关系”，找到江苏人民出版社，引进这两本书的版权，在越共的代表大会上，给全体代表发放，“越南最高出版官员称赞任先生的书，给正在改革发展中的越南意识形态一定的促动，并希望能看到任先生更多的文章”。于是有了《如何是好》。
在生活中，任彦申是个没有架子的官员。刚做秘书，丁捷有些生疏，每次任彦申一上车，他就“啪”地关上门，有两次夹到任彦申的脚。第一次任彦申没吭声，“他怕说了会让年轻的秘书更紧张”，第二次被夹，他实在忍不住了，就说“小丁呐，关车门稍微慢一点”，不过“语气就是一个非常仁爱宽容的老师”，丁捷当时就觉得，这一点不像想象中的大领导。
南方周末：你提到做一个好领导要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然后又提到了渡边淳一的《钝感力》，还有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你在官场时，展现出“钝感力”了吗？
任彦申：人要有敏感力，但也不能太敏感，钝感是一种自我保护，视觉太敏感的人眼睛坏得太快，嗅觉太敏感的很多好东西都不能吃，他一闻着味就不能吃了。所以钝感力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自我保护，太神经质的人不行，所以做领导有时候也要学会装一点，当不知道就完了。
南方周末：你在做北大党委书记的时候，先后跟三位校长都共事过。你怎么去看党委书记跟校长之间的关系？
任彦申：我觉得跟他们思维上没什么矛盾，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当时都是在想办法，无论如何要把北大发展好，要改革好、发展好。党委书记和校长，两个人其实有互补的关系，党委第一是把学校发展的思路理清楚。第二，要把人事工作抓好，把干部调配好。另外，大的问题、大事要承担。属于政治上的事、思想上的事，党委要多去处理、多去承担责任。行政的事让校长多干点，两人有一个分工。
南方周末：做一个官员的时候要善于接受别人的批评建议，这是很重要的。你自己，比如说在江苏做省委副书记的时候，给别人提建议，有什么技巧吗？你在书里面提到了三封奏折，都是措辞非常巧妙的。
任彦申：这本书是在十八大以前写的，在写的时候我对当时官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深恶痛绝，我觉得如果不整治风气，我们党要出大问题，所以我就巧妙地从历代上整治政风说起，这么多折子，我选了三封，分别是魏征的、孙嘉淦的和曾国藩的。魏征的《谏太宗十思书》针对奢靡之风、享乐之风，促使唐太宗严整社会风气，延续了贞观盛世。孙嘉淦的奏折针对歌功颂德、溜须拍马的风气，促使乾隆延续了康乾盛世。曾国藩的奏折同样针对这些问题，咸丰说非常好，当朝宣读，但是风气已经病入膏肓，所有人都在讽刺曾国藩，这时候清朝就注定要灭亡。所以说，风气是观察治世、乱世、盛世、衰世的一个窗口，是关系政党形象、人心向背和政权兴亡的一个大问题。
现在你看，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上来以后，我觉得很大的功劳，就是整治“四风”。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不可治的，还真是治住了。所以这一点真了不得，这个风气再不治就完蛋了。所以还是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你不认真就办不成，你认真就能办成。
南方周末：现在“四风”是刹住了，现在又出来一个新的问题，有些人不作为了，有人就说为官不易。
任彦申：我觉得别着急，因为你做任何一个事情，它总会有另外的一个效果，而且当务之急是把风气刹住，我觉得这很重要。
